无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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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兹先生去世后

一周前,奥兹先生病故的消息,一大清早弹出来。

 

只读过《莫称之为夜晚》,是一年前,写公众号以来更新的第三篇。我喜欢他,尚未读更多。对于当代的作家们,似乎,我总是“晚其一步”。木心先生故世后,一二年,才听说了《文学回忆录》,买来翻。

《莫》治愈过我,于是,和作家就有了连结,才知道他是患了癌症。是为他难过。

 

公众号推送栏开始爆炸。

 

我发了条动态:

 

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运作的。从奥兹的女儿确认消息,然后赶稿人接到通知连夜起来找资料吗?还是早早得知他患了癌症,已经预备好了作家的生平与评价,包括悼词。然后及时、及时地发表当日的推送。想到这种事我不舒服,浑身不舒服。

 

是后者。我知道,我当然知道。那是个修辞,愤怒和无力的。

 

马上,什么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商品社会、海德格尔的控诉,全在脑子里打转了。这件“再正常不过”的事的病态和荒诞性之一:


人还没死,悼文已经等着你了——因为,我们总有一天——需要看这篇悼文。“时机一到”,抢占先机者,恰如当年那位抢在路透社前四秒拍到了照片的新华社记者。并且,看上去,这或许与文化媒体“培养人文关怀、传递人性情感”的宗旨,也并不违背——

 

一位同学家中曾经罹难,她无处倾诉,发动态。划到那些泣血的句子,上一条是某同学精修的自拍,下一条是某活动的宣传。老同桌打来电话,带着怒气和痛苦对我说:这个世界根本没办法为她停下来一秒,一秒钟都不肯。

 

“奥兹去世”的上一条推送还是「偶像剧翻拍风潮」,而当天下午,又更了一份「年度祈福——你的2018...」。这位眼神睿智又温柔的,刚刚告别世界的老作家,就卡在中间。

 

严肃需要距离,时间的距离,信息的距离。但是文化媒体的工作,是调制所谓的严肃和所谓的高级娱乐的鸡尾酒。

 

这工作是一份已经签好的协议:

 

- 你作为文化新媒体,这是你的义务,我对你怀有默认的期待——你当然要推送,就是要推送,还要快,要全。

 

- 你作为接收者,我提供了紧跟潮流的讯息,你被吸引,我得到传播。

 

总之,对于文化媒体,这是一件「做了百利无一害,不做则百害无一利」的事。

 

这酒要好喝,要借势,既然是传播,当然更会与商品生动联系起来,不能太直白,借题贩卖自然显得有点“太那个了”,但有了流量,不就,什么都有了。关键是,操作这一切的并非哪一个人(或许,“没有人喜欢这样”),而是你作为文化媒体,“媒体”的性质就已经注定了。所以我用“拟人化”的眼神去看待,它只能是一个”非人”的生物。

 

这里有一幅画面:所有的“文化媒体”,当然都有一个资料库,那些生平,随着名人的生命轨迹一起,正被精心完善着,是水都焯好料也备齐的半成品了。

 

我并非怀疑悼文写作者的心态——他当然也可以是很敬重他文章的主人公,也肯定对“准死者”(抱歉我的用词)颇有研究。于是这批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变得有些奇妙了——在人还没“来得及”走的时候,开始怀念,开始总结,何必盖棺论定,你的人生我梳理得比你更井井有条,你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也早有了恰如其分的定义。关键是那些沉痛的情绪,简直几乎要上升到戏剧表演高度。我是说,没有人以看“公文”为乐。但“公文”的情绪就是象征性和礼节性的。

 

说回来,实际上他们怎么想,也根本不重要。

重要的是,读者,能准时看到推文。

 

“人文关怀”和“商业运作”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最后就是,你不可否认——“我们在消费死者”。我想写篇小说,就写,有一天,大批名人仿佛约好了似的都“被确认抢救无效”,线报一条接着一条,应接不暇。媒体炸了锅,当然。大家已经不知道播报哪条好。“隔壁好像有个员工为此加班都猝死了”。结局也许是,次日许多人顶着黑眼圈看太阳照常升起,霎时间神清气爽。


对于不了解奥兹的人,这当然是一个机会(窃以为,“成功”作家的高峰一般就是这么三轮:成名作、得奖和死亡。bonus是被后人淘金。)。对于了解他的,霎时间自然也追想起了这位先生的人,这儿,又有更多的可读资料。人们传播这些讯息,“我哀悼”,或者,“我哀悼”的后面是“我读过奥兹”。

 

我只是感觉,如果一个人真的怀念在这个世界上,他所欣赏的一位 素未谋面的朋友,他会,至少是放下手机,想那人一想。


原稿首发我公众号上了

/长夜书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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